嬴政李斯阵容搭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和讨论。我愿意与您分享我的见解和经验。
李斯简介
李斯，公元前284年生，公元前208逝世，楚上蔡（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）人。李斯是秦国的丞相，鲁迅先生曾说：“秦之文章，李斯一人而已。”可见．李斯是非常有才华的，而且在秦始皇统一中国、建立和巩固秦朝中央集权的过程中，李斯出了大力，立了大功，起了重要的辅助作用可谓一代名相。然而李斯在秦始皇死后却晚节不保，屈服于赵高和胡亥的*威，最终落了个腰斩而死的下场。
李斯，出身于下层，年轻时做过管理文书的小官。李斯进取心强，政治上也很有抱负。有一次，他看见厕所里的老鼠吃的是粪便，又时常受到人和狗的惊扰。而谷仓里的老鼠，吃的是粮食，住的是宽敞的库房，不会遇到人和狗的恫吓。“仓鼠”和“厕鼠”所处的不同生活环境，使李斯联想到，人的尊卑贵贱也完全是由不同的社会地位决定的。于是他就拜荀子为师，学习帝王之术。学成以后，李斯审时度势，认为当时除秦国外其余六国都软弱无能，无法满足他建功立业、成为人上人的欲望．准备去投奔西方的秦国。临行时他对荀子说的一番话颇有意思。他说：“我听说‘遇到时机，就不可放过’。如今天下纷争，正是我们这样的人建功立业的时候。现在秦王想吞并天下，称帝而治，这正是平民百姓和象我这样的人出人头地的好机会。身处卑贱的地位却不谋划博取功名，这就象鸟儿和鹿对肉食不感兴趣一样不可理喻！人是一定要力争出头的，所以说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地位卑贱，而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穷困潦倒。长时间过穷困贫贱的生活，不慕红尘，耻于言利，自甘平淡无为，这不是知识分子的愿望。所以我准备到西方去游说秦王。”由此可见，李斯是一个功利心极重的人。
李斯到泰国以后，正赶上秦庄襄王去世，秦王嬴政继位。李斯先在吕不韦手下做门客，后来又被任命为郎。郎是国王的侍卫。李斯利用职务之便，给秦王赢政上了《论统一书》。在书里，李斯回顾了秦国由小到大，由弱变强的历史，深刻地指出，各诸侯国被迫服从秦国，就象秦国的郡县服从中央一样，凭着秦国的强大，大王的贤能，足以灭诸侯成帝业”，实现“天下一统”，这是“万世之一时”的良机。李斯劝秦王嬴政抓紧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勇敢地担当起历史的重任。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建议，任命李斯为长史，不久又拜李斯为客卿。
正当李斯在秦国步步高升的时候，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。当时有个韩国来的水工名叫郑国，帮助秦国开修灌溉渠(即郑国渠)，目的是想消耗秦的国力，后来发现他是韩国派来的间谍，一些宗室贵族和大臣便乘机鼓动秦王嬴政驱逐从各国来游说的士人，说他们大都是他们本国派来的间谍，不可信用，秦王嬴政随即下了一道逐客令，将他们一律驱逐，李斯也在被逐之列。李斯向秦王嬴政上了一封著名的《谏逐客书》。大意说，秦自穆公以来，多任用外客治国图强，如由余、百里奚、蹇叔、商鞅、张仪、范睢等等，都不是秦国人。如果当时的君主都拒用外客，秦国就不会有今天的强大局面。现在如果对外客不分青红皂白一律驱逐，这决不是兼并天下、制服诸侯的好办法，而且正好帮助了敌国。这样下去，秦国就危险了。
李斯是在被逐的途中给秦王政写的这封谏书。秦王政看罢谏书，连忙下令取消逐客令，并派人把李斯追回来，恢复他的官职，照旧信用，不久又让他当上了廷尉。做为“逐客令”产生的导火线——郑国渠也重新开工了。这一工程，使渭水北岸又新增加了4万余顷良田。此后20多年，李斯积极为秦王出谋划策，对秦统一六国，起了很大的作用。秦统一后，秦王嬴政被尊为皇帝即秦始皇。李斯为丞相，又积极协助秦始皇建立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，巩固秦的统一。如拆毁过去郡县的城墙，销毁天下的兵器，废除分封制而实行郡县制，北逐匈奴，南定百越，统一法律、度量衡、车轨和文字等等，这些成绩的取得都与李斯有极大的关系。
公元前213年，秦始皇召集群臣，举行盛大宴会。会上，博士仆射周青臣称颂秦始皇灭诸侯，设郡县，统一了中国，铲除了战争的祸根，认为这是前无古人的事业。这时齐人淳于越却乘机主张分封子弟功臣为王来辅助皇上。李斯非常气愤，他反驳淳于越，指出：五帝不相重复，三代不相因袭，不能总是一成不变。时代变了，政治制度也要随着改变。他说：“淳于越吹捧的夏、商、周三代旧制，根本不值得效法。现在天下已定，法令一统，百姓努力生产，读书人只须学习政府法令。可是那些读书人不学习当代的东西，却专门推崇古代的东西。他们标榜私学，攻击政府法令，入则心非，出则巷议，诽谤朝政，惑乱人心。如果不加禁止，陛下的威信就会降低，他们就会结成私党，聚众闹事。”
于是，李斯提出了著名的《焚书仪》，建议焚毁秦记以外的各诸侯国史书和私人收藏的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百家语；以后有敢议论《诗》、《书》的，处以死刑。命令下达后30天不烧的，脸上刺花，发配边疆，罚筑城劳役4年。但又明确指出，国家图书馆的藏书不烧，农书、医书不烧，如果有人想学习法令，就向当地官吏学习。
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，下令焚书，大批大批的书籍被付之一炬，使“经书缺灭而不明，篇章弃散而不具”。可以说这是李斯始作蛹的一件历史大罪。
公元前210年，李斯随从秦始皇出巡到沙丘(今河北平乡东北)时，秦始皇突然病危，便命令赵高写了一封诏书，让大儿子扶苏赶回咸阳办理丧事。这时，扶苏正在上郡监督蒙恬的车队。可是信还未发出，秦始皇就死了。这封信落到赵高手里。赵高是个野心家，他看到现在正是攫取权力的好机会，便想违背秦始皇的旨意，废掉扶苏而立他所辅助的胡亥。他先说服了胡亥，然后去说服李斯。赵高抓住李斯贪图权力富贵的弱点，软硬兼施：如果扶苏继位，必信用蒙恬。而胡亥当政，便可转祸为福，并永远封侯。李斯听了赵高的话，开始不同意，继而犹豫，最后终于同意了。于是李斯与胡亥、赵高3人合谋，伪造诏书，立胡亥为太子；又伪造秦始皇书信一封，派使者送给扶苏和蒙恬，令他2人自杀，然后咸阳发丧，胡亥便当上了二世皇帝。
秦二世即位后，信用赵高，实行严刑酷罚，大杀功臣和宗室兄弟，又大兴徭役，穷奢极欲，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，造成天下民怨沸腾，终于爆发了陈胜、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。李斯见此情景，多次想进谏，但二世拒不接纳，并对李斯很不满意。加之李斯的儿子李由镇守三川郡，未能阻止起义军西进，罪及李斯。李斯非常恐惧，生怕丢了官禄，便转而对秦二世阿谀奉承，以求好感，并上了一封《严行督责书》迎合二世的心意，怂恿二世恣意享乐。而对大臣和百姓进一步实行严酷刑罚来加以“督责”。二世看了李斯的上书，果然大为高兴，于是严加“督责”，致使“刑者相伴于道，而死人日成积于市”，统治更加残酷。
然而李斯在秦二世心目中的地位，并没有因此而改变。二世仍然信用赵高，而赵高为攫取更大的权力，则一心要除掉李斯。因此，他千方百计在二世面前陷害李斯，说李斯和他的儿子李由私通“盗贼”，想造反。秦二世听了赵高的话，便将李斯逮捕下狱，并命赵高来治李斯的罪。
公元前208年初冬，李斯全家被押赴刑场。李斯回过头来看了看他的儿子，说：“我想跟你一道，再牵着黄狗，出上蔡东门猎逐狡兔，还能办到吗!”说罢，父子相对痛哭。就在这一天，李斯在咸阳街头被腰斩，全家大小三族全被杀害。
李斯辅佐秦始皇，结束了分裂割据、诸侯混战的局面，开创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，其功绩不可谓不大。在秦始皇显赫一世的历史功绩中，李斯的贡献是仅次于秦始皇的。李贽曾说：“秦始皇出世，李斯相之，天崩地坼，掀翻一个世界。”然而李斯是一个功利心极重的人，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，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。秦始皇当初下逐客令时，眼看自己的功名富贵将成为水中之月，即使在被逐的途中还要写下《谏逐客书》，以做最后的挽救。当韩非以其才华深得始皇赏识时，又是李斯进谗言，送毒药，以扫清自己向上爬的潜在竞争者。而赵高正是抓住他贪图富贵功名的弱点来胁迫他一起搞政变阴谋。极尽阿谀的《严行督责书》的上奏，更使李斯最后一点人格尊严也丧失贻尽。假如李斯能够挺身而出，阻止沙丘政变，则其功绩当不在周公之下。然而过份的功利心导致了李斯的晚节不保，也直接导致了他的悲惨下场。可惜李斯明白得太晚了，直到临上刑场时他才意识到平凡生活的可贵。
李斯
李斯，楚国上蔡（今河南上蔡县）人，是秦代著名政治家， 在我国历史上声名显赫，功绩卓著。他年轻时当过小穷，后拜苟 子为师，学习帝王之术、治国之道。学业完成以后，他分析了当 时的形势，认为“楚国不足事，而六国皆弱”，唯有秦国具备统一 天下，创立帝业的条件，于是他决定到秦国去施展自己的才能与抱负。
公元前247年，李斯来到秦国，先在函相吕不韦手下做门客， 取得吕的信任后，当上了秦王政（赢政，即秦始皇）的侍卫。李 斯利用经常接近秦王的机会，给秦王上了《论统一书》，劝说秦王抓紧“万世之一时”的良机，“灭诸侯成帝业”，实现“天下一统”。 秦王政欣然接受了李斯的建议，先任命他为长史，后又拜为客卿， 命其制定吞并六国，统一天下的策略和部署。
公元前237年，秦国宗室贵族借口韩国水工郑国在秦搞间谍 活动事件，要求秦王下令驱逐六国客卿，李斯也在被逐之列。李 斯在被逐离秦途中，写了《谏逐客书》，劝秦王收回成命。他在《谏逐客书》中，列举大量历史事实，说明客卿辅秦之功，力陈逐 客之失，劝秦王为成就统一大业，要不讲国别，不分地域，广集 人才。秦王看了《谈逐客书》深受感动，立即取消了逐客令，并恢复了李斯的宫职，不久又提升了他当廷尉。《谅逐客书》不仅是具 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文献，而且也是一篇胎炙人口的代秀文章。鲁 迅先生曾说：“秦之文章，李斯一人而已。”
李斯重新受到秦王政的重用后，他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远见， 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，佐助秦王政制定了吞并六国，实现统一的 策略和部署，并努力组织实施。结果仅仅用了十年的时间，就先后灭了六国，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、 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，第一次完成了统一大业。 秦朝建立以后，李斯升任丞相。他继续辅佐秦始皇，在巩固秦朝政权，维护国家统一，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等方面屡建奇 功。他建议秦始皇废除了造成诸侯分裂割据、长期混战的分封制， 实行郡县制。把全国分为36郡（后增加到41郡），郡下设县、乡，归中央直接统辖，宫吏由中央任免。在中央设三分、九卿，分职 国家大事。这一整套封建中央集权制度，从根本上铲除了诸侯王 国分裂割据的祸根，对巩固国家统一，促进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。所以，这一制度在秦以后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沿用了近两千年。 秦统一后，由于过去各诸侯国长期分裂割据，语言、文字有很大差异， 对于国家的统一和经济、文化的发展极端不利。李斯及对地向秦始皇提出了统一文字的建议，并亲自主持这一工作， 他以秦国文字为基础，废除异体字，简化字形，整理部首，形成 了笔画比较简单、形体较为规范，而且便于书写的小篆（也称秦篆和斯篆），作为标准文字。他还亲自用小篆书写了一部《仓颉篇》， 作为范本，推行全国。小篆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。 鲁迅先生说，李斯在我国文学史上是有“殊勋”的。今人遗憾的是，斯手书已汛大多散失。现在，中国历史博物馆还收藏有李斯亲书 的琅玡刻石，山东泰山岱庙现存有李斯篆书的秦二世诏书刻石的 残片，这些刻石虽己严重残损，但它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文字刻石，实为稀世珍宝。李斯还在统一法律、货币、度量衡和车轨等方面付出了巨大 努力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此外，人们所熟知的“焚书坑儒，，也是李斯建议为打击儒生以古非今、诽谤朝政的倒行逆施，为巩固中央集权所采取的非常 措施。这有当时历史条件下，不无积极作用，但它毕竟是我国文 化史上的一次大浩劫，对我国秦以前文化典籍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。
公元前210年，秦始皇死后，李斯为保全自己的既得利益， 附和赵高伪造遗诏，立少子胡亥为帝，赵高篡权后又施展阴谋， 诬陷李斯“谋反”，将其腰斩于市，并夷灭三族。
韩非是被李斯陷害的吗，还是被嬴政逼死的？写详细哦
秦始皇生性多疑，一听这话，就冷落了韩非，最后李斯先下手为强杀了韩非。 以下是转的内容韩非之死，史籍有两种说法。 一是司马迁的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，这也是迄今为止韩非之死的母本说法和主流说法：“李斯、姚贾害之，毁之曰：‘韩非，韩之诸公子也。今王欲并诸侯，非终为韩不为秦，此人之情也。今王不用，久留而归之，此自遗患也。不如以过法杀之。’秦王以为然，下吏治非。李斯使人遗非药，使自杀。” 另种说法，较少为人提及，见于《战国策 秦五 四国为一》（以下单列篇名），原文较长，兹概述其意。四国联兵进攻秦国，姚贾毛遂自荐，出使四国，消除了这次兵灾。“秦王大悦，贾封千户，以为上卿。”韩非得知此事，到秦王面前说了一通，意思是姚贾这人怎么有问题。秦王责问姚贾，姚贾对答如流，一番说话，比韩非说的漂亮多了。结果，“秦王曰：‘然’。乃可复使姚贾而诛韩非。”——姚贾没事，韩非被杀。（诛在先秦，并非只有杀死的意思，还有责问、谴责、惩罚之意，在此都通，但有人认为，诛韩非，就是把韩非杀了。） 这两种说法的相同处，是韩非之死，跟姚贾有关，也跟秦王有关。不同处，是司马迁笔下的韩非，是个无辜受害者，而《战国策》里的韩非，则有引火上身，咎由自取的味道。 但这两种说法，都有让人无法释疑的地方。 《战国策》的那篇文字，除了事由，只有三段对话，然后，秦王就把韩非给杀了，——假如那个诛字，真的是杀死的意思（《秦五 四国为一》注有“韩非，韩公子也，著刑名之书十余万言。是时在秦，故知之也。终死于谮姚贾也。”此即解诛为杀）——生硬，突兀，一点说明没有。 况且，此事的背景也让人生疑。韩非、姚贾、秦王的同时之间，有没有过一次所谓“四国为一、将以攻秦”（《秦五 四国为一》）的事件？还造成“‘寡人屈于内，…为之奈何？’群臣莫对”（同上）的局面？众所周知，韩非、秦王见面后的第三年，秦国就正式灭了韩国，之后九年，陆续扫来其余五国。在此前夕的大秦王朝，竟然还有过一次难以想象、匪夷所思的“群臣莫对”的场面？再说，此事的注释，——历史上《战国策》注屡经人手，此注未标明何人所作，——也让人费神迷惑，“四国，燕、赵、吴、楚也”（齐鲁书社版《战国策》86页）——吴国早于春秋末年灭于勾践的越国，怎么到了战国末期，又联兵燕赵楚进攻秦国？（《秦五 四国为一》正文引韩非语：“贾以珍珠重宝，南使荆、吴，北使燕、代之间三年，四国之交未必合也”，或许注文的燕赵吴楚四国，来源于此。但一则，这里所谓荆吴燕代，也许更多是指地名而非国名；二则，代，能即是指赵国么？）今年辞世的前复旦大学教授扬宽，在其所著《战国史》中，采用这段史料，但把吴国改成魏国，却未加以任何说明（见扬宽著《战国史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第452页） 再说《史记》。 司马迁写韩非之死，写得简练、生动、传奇，前后相连，看上去有理有据，然若仔细推究，同样让人疑心难释。 韩非从韩国到秦国，按司马迁的说法，是“秦王见《孤愤》《五蠹》之书，曰：‘嗟呼，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，死不恨矣！’李斯曰：‘此韩非所著书也。’秦因急攻韩。”（《史记老子韩非列传》）——“死不恨矣”、“因急攻韩”八个字，惊心动魄、排山倒海，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被千古一帝秦始皇引为知己，以这种方式引为知己，不是空前绝后，也是绝无仅有了。——然而，费尽如此心机，为着李斯一句话，秦王就把韩非杀了？ 杀韩非，具体操作者是李斯。按某种流行的理解看法，李斯是杀害韩非祸起萧墙的煽风点火者。李斯为何要杀韩非？照理说，韩非是李斯向秦王介绍的，韩、李二人还有同窗之谊，——但有人说，正因为俩人是同窗，李斯嫉妒韩非，所以杀了韩非。何以证明李斯嫉妒韩非呢？《史记老子韩非列传》有“（韩非）与李斯俱事荀卿，斯自以为不如非。”“斯自以为不如非”，就一定是嫉妒？嫉妒就一定要杀人？当然，说李斯嫉妒韩非，还有一个证据，那就是“李斯、姚贾害之”的“害”字。《史记屈原贾生列传》“上官大夫与之同列，争宠而心害其能”一语，其中的“害”字，通常都作嫉妒解，但《史记老子韩非列传》的话是“李斯、姚贾害之”，看来不仅是李斯一人，因同学关系而嫉妒。那姚贾为何也嫉妒韩非？假如“害”字真作嫉妒解，那姚贾嫉妒韩非，就至少缺乏背景交待。 总不能笼统来一句，因为韩非有才，所以，但凡一殿为臣的，都嫉妒他，都想弄死他，——了事？ 司马迁写韩非之死，还留了个“尾巴”，即“韩非欲自陈，不得见。秦王后悔之，使人赦之，非已死矣。”这是个极富戏剧性的“尾巴”。短短两句话，蕴含却相当丰富。一，它说明韩非不想死，但不得不死；二，它从侧面强化了李斯谋害韩非的说法；三，韩非之死，具有偶尔性。假如韩非能见上秦王一面（不得见的原因，是李斯捣鬼，还是秦王不愿见？）又假如秦王后悔得早一点（后悔，是在暗示杀韩非杀错了么？），韩非不就不会死了么？ ——韩非是不是死于偶然？ 《史记》之中，另有几篇，也写到过韩非之死，如《秦始皇本纪》、《六国年表》和《韩世家》，但都是蜻蜓点水，片言只语，不足以构成一种完整的说法，最多只能说明，韩非的确是死于秦人之手。 韩非的死因，因此陷于扑朔迷离之中。究竟是无辜受害，还是咎由自取，抑或，还有别的原因，比如，自杀，或确实是一不小心杀错了。韩非的自杀倾向，下文将予以略述；而一不小心杀错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兵荒马乱的年代，杀人，从来不须严密的逻辑，也不必件件都太在意，就算曾经真的喜欢，那又怎样？喜欢你，不代表不会杀你，而且，正因为喜欢你，才越有可能杀你。杀了你，再后悔，装作后悔，或根本就不后悔，那都是另一回事了。——不管怎么说，韩非之死，司马迁和《战国策》太过简略的笔触，给人留下了难以释然的空白。 这中间，一定发生过别的事。 发生过不说不明，一挑即亮，足以廓清事件原委的事。 只是，我们也许，——或者应该说肯定，——再也无从知道，当初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 又有谁愿意追究，——能怎么追究，——当初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 死亡是什么？中国人说人死如灯灭，这话听上去充满物理学的味道，大概就是所谓中国哲学的达观吧，但也不妨看作中国人特有的对于死亡（暗藏恐惧感）的漠然。从整个地球来看，中国人都算得特别会生，也就特别能死。纵使是和平年代，太平盛世，持续不断的死亡数字，一点也不逊于惨暴的长平之战，或酷烈的凡尔登战役。面对滚滚而来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、层层叠叠的死亡，人们早已安之若素。死个把人，或一堆人，谁在意，又能怎么在意，顶多嘛及时，——或不那么及时，——地议论两声，算是对那位死者，或那堆死者，格外开恩的奖赏。真相云云，不是笑谈，难道还不是扯谈？ 现在，让我们继续对韩非的奖赏，——不那么及时的奖赏。 从《战国策》和司马迁那两段仅有的叙述看，韩非之死，至少跟三个人直接有关：李斯、秦王、姚贾。 先说姚贾。 韩非之死，姚贾是个容易被忽略的角色。原因就在于所谓的“名人效应”。如果说李斯在中国历史上称得是赫赫有名（相对而言），那姚贾就只能说是汲汲无名（也是相对而言）。所以，韩非之死的追光灯，都打到了李斯的身上，而让姚贾从人群的包围目光中，悄悄溜走了。尽管如此，有一点，应该为大家注意到了，即《战国策》和《史记》对韩非之死的叙述，不约而同，写到了姚贾，《战国策》更是直指韩非死于姚贾。要知道，《战》、《史》在韩非之死的叙述上，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异，从史料互证的角度说，正因为这差异的存在，也就更强化了其相同点的可信性（司马迁写韩非之死，是否取材了《战国策》，恐怕非易言之事。简言之，若取自《战》，则李斯之事何来？此说明，司马迁至少另有所本。）在这种情形下，韩非之死，李斯只出现一次，而姚贾二度在场，就无论如何不应成为可以轻易忽略、弃置不顾的细节。姚贾在韩非之死过程中的二度在场，固然不是说这里有什么春秋笔法，但事出有因，应该没有疑义。 因此，必须追问一句： 姚贾何许人也？他与韩非之死的真正关联何在？ 翻查相关典籍，姚贾的名字，总共见到四处。除上述《史记》、《战国策》外，另两处，也在《战国策》中。一是《赵四赵使姚贾约韩魏》“赵使姚贾约韩魏，韩魏以友之。举茅为姚贾谓赵王惠曰：‘贾也，王之忠臣也。韩、魏欲得之，故友之，将使王逐之，而己因受之。今王逐之，是韩、魏之欲得，而王之忠臣有罪也。故王不如勿逐，以明王之贤，而折韩、魏招之。’”；另一处是《魏四周最（同音假借，取字上加宝盖头）入齐》“周最入齐，秦王怒，令姚贾让魏王。” 其实即使不知道这两条，单从《秦五四国为一》也能看出，姚贾的职业与身份（加上这两条就更加清楚）：姚贾是个标标准准，专以外交为务的游说之士，也就是所谓的纵横家。 至此，韩非与姚贾冲突的起因与实质，已清楚显现，呼之欲出。 在后人关于韩非与诸家学派（纵横家算不算一家学派，这既是个习惯用法问题，也是个仁智之见的问题。章太炎就干脆把儒家和纵横家合二为一。见洪治纲主编《章太炎经典文存诸子学略说》，上海大学出版社）关系的论述文字中，韩非对儒、墨两家的苛责、冲击，往往名列首位，而对于纵横家的言语、态度，倒较少见于提及。这是围绕在韩非身上众多误解的其中一项，也是中国文人懒惰思维的又一处“经典废墟”。事实上，韩非平生两大仇敌，在内，是“重人”、“擅臣”；在外，即是纵横家。如果说韩非对于儒、墨两家的指责，主要在于“无用”，那对于纵横家的攻击，则直指“有害”。《韩非，他被谁抛弃》写到韩国正是毁于纵横运动。其实毁于纵横的又何止是韩国。这场发生在先秦结束前夕、席卷当时天下、持续百年的“国际化运动”，不仅是中国历史在那个阶段的必然发作，反过来，又以风卷残云的气势，强力推动、改变了当时，乃至今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与面貌。如果说在当时，在“学术与研究”领域，是所谓儒、墨、道的地盘，那在现实的天空下，在红尘滚滚的大地上，真正风光无比的，却是纵横家。虽然纵横家在争鸣诸子中的排名是边缘化的，但他们才是时代和社会的主人，最大利益获取者。纵横家忙于天下兴亡，但他们从不把谁兴谁亡放在心上，他们关心的，是从这兴兴亡亡中，可以获得多少利益和利润。因此，纵横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、最成功、最无道德价值感的“国家股票经纪人”。韩非痛恨纵横家，韩国的毁亡是主要和直接原因，但在思想上，至少，这三点，也是冲突的要害所在。其一，纵横家没有任何固定不变的理念与道义，只讲成败，不论是非。他们行走江湖，靠的是看山说山，见水说水，逢人说人，遇鬼说鬼，见机行事，随机应变，怎么有利怎么玩。而韩非，却是一个顽固、顽强的原则主义者。韩非在不同文中，多次强调，投机取巧、侥幸图存的“恃外”（即纵横之术），是最凶险、最不可靠的败亡之道，只有“强法”、“守法”、“以法治国”，即内部自强，才是长治久安的大道。韩非在肯定外交重要性的同时，一而再，再而三地指出，靠外援，是靠不住的（见《韩非子》中《亡征》、《饰邪》、《五蠹》等文），针对的，都是纵横而言。这是韩非与纵横家的根本冲突和矛盾所在。二，韩非是坚定不移的国家（君主）至上主义者，而纵横家则是“国家股票经纪人”，因此，在纵横家与国家（君主）之间，就存在着尖锐、分明的韩非所谓“君臣不两利”，也就是公利与私利的对立状况。照韩非的看法，纵横游戏的最终结果，必定是国家被掏空，从而败亡，而纵横家却赚得盆满钵满。三，韩非是极端规矩主义者和安定主义者，纵横家的本质，却是商人。商人的一个特点，是流动性，纵横家更是流动的专家。商人、经纪人还有个特点，就是炒作，又名煽乎，没事都能给你忽悠出两道彩虹，何况时代到了，正是翻江倒海的好年头，什么样的人间奇迹创造不出来？但在韩非眼里，这中间，隐藏着极大的不安定因素。在韩非眼里，纵横家的问题，是整体流民（游民）问题的一部分（《韩非子五蠹》中的五蠹，基本就是游民，纵横家正是其中一员）。而流民（游民）问题，是中国社会自古及今，最为严峻的问题。但凡一位真正的思想家，没有人没关注、思考过流民（游民）问题。 由于历史书写的选择性倾向，纵横家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，被巧妙得刻意淡化了，边缘化了。这一做法，客观上，间接、无意识地掩盖了韩非的部分意义，从而影响了对于韩非的整体评价。 回到《战国策秦五四国为一》的具体叙述来看，韩非对姚贾的指控，冒昧而草率，不实而怪诞（成分论都搬出来了），很是站不住脚，结果弄得自己一个趔趄，正好作了姚贾脚下漂亮的“上马镫”。其实，如果对照《韩非子》，人们也许会觉得，《战国策》里的韩非，跟《韩非子》的思想、说法，颇不相合（韩非至少不搞成分论，况且，韩非一再申明，“不求清洁之吏”（《八说》）），反倒是姚贾的说辞，更像韩非的出言吐语。但撇开这些表面现象，韩非与纵横家的矛盾，是一致未变的。 以上所言，当然是从大处着眼。 如若时光得以倒转，我们也许会看到，韩非与姚贾的矛盾、冲突，原来另有原因，比如，同时爱上了一只鼻烟壶，或一个超女，诸如此类，但这充其量只是韩、姚冲突的导火索。不管韩、姚冲突的直接原因和表面原因是什么，韩非与身为纵横家姚贾的基本矛盾，始终存在，并无可回避。 最后补充两句，韩非将自己的一生，至少半生，献给了反对纵横家的殊死事业，但韩非自己，却正是一个，至少半个，纵横家。韩非拥有纵横家必备的最精锐的言说能力（书面形式的）和思想意识，只不过没到过一个纵横家起码应到过的国家数（最少三个以上吧）。韩非的纵横化，是那个时代的整体投影。韩非在公元前140年陪张仪、苏秦一道，被汉武帝清除出局，说来不是没有半点缘由的。 现在，来说说李斯。 很久以来，在相当大的范围内（学术界和民间），李斯一直被认定为杀害韩非的罪魁祸首（不少人眼中，还是唯一的凶手），这已成为一种既固定又流行的看法。杀人动机被确定为因同学关系而嫉妒，证据则是司马迁的那段话。与此同时，也存在另一种反向看法，即不认为李斯是杀害韩非的凶手，证据是《史记李斯列传》中，李斯引用过韩非的话。李斯引用了韩非的话，就证明李斯不会杀韩非，跟李斯与韩非同过学，就会嫉妒，嫉妒就会杀人，是同一条思维理路，一条看似言之凿凿，实则让人哭笑不得的思维理路。其实说起来，李斯杀了韩非，还是没杀韩非，或者谁杀了韩非，谁没杀韩非，如果没有新的、有足够说服力的资料从地下出土，韩非之死，只能是千古之谜。也许事实就是司马迁所写（最真实的事实，往往简单、直接，而且，常常不太符合逻辑。）也许，——假如有人说，说了你别惊讶，——原因是韩非、李斯同学期间，埋下一段情愫，咸阳重逢，旧情重炽，孰料斜刺里杀出个程咬金，被雄霸天下的秦始皇横插一杠，上演了一出惊天动地、旷世奇闻的“断袖大战”，结果，文弱秀气的韩非殒命其中。——你不也没折，只好干瞪眼么？谁叫你的“腰杆”不够硬呢。 因此，在韩非之死，及与李斯，或某某人的关系上（放言之，在一切疑义性历史问题上），过分粘滞、拘泥本身严重短缺，疑影难去、孤立无征的史料，辅以轻率的联想，期以得出必然的结论，无异于胶柱鼓瑟，易沦为无意义的举动。若稍稍后退些许，拓展视野，重调焦距，也许，反而能看到些别的内容。 李斯辞别荀子，奔咸阳，十数年间，从吕不韦门人（郎），一路攀爬，长史、客卿、廷尉，直至官居宰相，位极人臣，显示出极为成功的政治素质与才能：有想法，敢想敢干，判断准确，当机立断，勇于承担，雄才大略，能言能行，尤其是谏逐客一事，不仅是李斯个人仕途的枢纽转折点，同时，为秦国，也为李斯自己，保留了大批关键、重要的人力资源。其实，且不论政治实践能力，单就“实用理性”而言，李斯决不输给韩非，说李斯嫉妒韩非，我不知道，这是哪个山洞，吹出的风。 但李斯的政治才干，在韩非眼里，却可能是朵不祥的云。 这里又触碰到那道无法绕道、回避的铁栅（韩非与姚贾关系的阐述，也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），即韩非来到秦国，究竟是种什么情况？是单纯地奉诏出使，最后命丧他乡？还是借机摆脱了他的“第一次政治婚姻”，——对于祖国的“政治婚姻”，——决意在异国他乡，一展平生报负（即使战国末期，这也并不稀奇，李斯等人皆可为例。事实上，整个春秋战国，除了屈原，绝大多数名人，都不是祖国忠诚的儿子）如果是前一种，那韩非就是单纯的国家利益牺牲者，而且，还真有点为国捐躯的意味（韩国已是行将就亡的奄奄一息，李斯和秦王还用担心韩非回国后能力挽狂澜？韩非真要有这机会和能耐，何至于事到如今，事已至此？李斯真要是说了“非终为韩不为秦”，那他的《谏逐客书》，也就成了一页废纸，瞬间崩塌）而如果是后一种，那就得另当别论。 如果说韩非从韩国到秦国，是已下定决心，要投身秦帝国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，加入到历史的洪流铁蹄，那韩非与李斯的矛盾，就顺理成章。 如果说一个人生下来，天生注定要做一件最符合自己的事，那最符合韩非的事就是：官场监工。韩非是天生的“官场猫头鹰”。那大大小小的官员小吏，就是“官场森林”里的“虫子”。终其一身，韩非都是以一种警惕、紧张、锐利、仇视的目光，紧盯官场。韩非似乎天生与官有仇，官位越高，仇意越浓。 李斯能不成为他的目标？ 前面说过，韩非平生两大仇敌，一是“重人”、“擅臣”，二是纵横家。李斯的一生，就是走向“重人”的一生。如果韩非真把秦国视为“新祖国”，铁心为秦王尽忠效力，以他狐疑、尖锐、敏感的思想性格，跟李斯产生矛盾，就决不是难以理解的事（始皇乍崩，李斯稍一作姿态，旋即加入谋反集团。当然这是后话，不提）。何况，李斯的身上，还背负着纵横家的影子。还记得《史记老子韩非列传》中那句：“李斯、姚贾害之”，从上下文的语气看，这句话是李斯、姚贾置韩非于死地的起因。“害之”，既可直接解释为：陷害他，谋害他，也可能包含着“以之为害”的意思，——这家伙实在太碍事了。——官场冲撞，利益往往是真正的触动因。以韩非的国家君主思想，以李斯、姚贾的身份背景与处境，以韩非的偏激、极端思想、心理、性格，矛盾、冲突，不在今天爆发，就在明天爆发；不在上午爆发，就在下午爆发。只不过是爆发的时间问题，方式问题。 秦王与韩非的关系，在人们的印象中，总有点暧昧的味道。爱得奇特而凶猛，死得蹊跷而遗憾。但若拨开浮云，其实一切也都符合逻辑。这一点，可以从韩非之后，中国社会数次重演的同构版本中，悟出此道。韩非与秦王，无疑是韩非之死的重头戏，有兴趣者参阅拙作《韩非死于秦王的第三种猜想》。 最后，说说韩非的自杀倾向。 韩非的自杀倾向，用一句话说，就是：明知是个死，偏向死中行。 《韩非子》全书，若按涉及人群划分，可分为五类：君主、官员、民人、知识分子、法术之士。五类之中，除君主外，其余四类，互有交叉、交融，但分类的界限，是存在的。韩非属不属于法术之士，韩非自己，没有像“我是***员”那样，明确说过；但韩非在《问田》中，正面回答堂溪公，“然所以废先王之教，而行贱臣之所取者，窃以为立法术，设度数，所以利民萌、便众庶之道也”，透过此言，假如说韩非对于法术之士，正像鲁迅晚年在那封《答托洛斯基》信中所说：“那切切实实，足踏在地上，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，我得引为同志，是自以为光荣的”一样，视己为其中一员，应当不是什么牵强、穿凿之论（司马迁《老子韩非列传》太史公曰的那段话，也应视为此意） 因此，韩非对于法术之士的议论，也就可视为韩非自己的某种心声吐露，尤其是韩非对于法术之士生死处境的动情描述。 “是以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，不可两存之仇也。……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，法术之士焉得不危？其可以罪过诬者，以公法而诛之；其不可被以罪过者，以私剑而穷之。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，不僇于吏诛，必死于私剑矣。”（《韩非子孤愤》） 不僇于吏诛，必死于私剑。 十分肯定，毫不含糊。 《和氏》一文，更明确指出，法术之士，必死的原因，即法术之士所得罪的三个对象： “则法术之士乃群臣士民之所祸也。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议，越民萌之诽，独周乎道言也，则法术之士虽至死亡，道必不论矣。” “二子（吴起、商鞅）之言也已当矣，然而枝解吴起而车裂商君者，何也？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。” “群臣士民之所祸也”，“大臣苦法”、“细民恶治”，这说法不管客观属实，臣与民，已是对头；再加上“明法术而逆主上者”、“又将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，是与人主相反也。……以反主意（反人主之意）与同好恶争，其数不胜也；”（《孤愤》） 对立一面，官、民、君三者，尽在其中。 一个社会，除了官、民、君，还有谁？ 这么一种“全民公敌”、“无党孤特”（《孤愤》）的濒危处境，韩非在《奸劫弑臣》中，将其概述为“处非道之位，被众口之谮，溺于当世之言，而欲当严天子而求安，几不亦难哉！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显于世者也。”——“至死而不显于世者也”，已算好的结局，真正的要害，在“求安，几不欲难哉！”。逆世而行，千夫所指，唾沫星儿如百八十条消防水柱，还得加上一个动辄翻脸、一怒即杀的“严天子”，可不是“求安，几不欲难哉！”么？ 韩非们即使不死，也早已断绝了活路，——终将走向死路。 所以，当堂溪公言之谆谆地告诫韩非：“臣闻服礼辞让，全之术也；修行退智，遂之道也。今先生立法术，设度数，臣窃以为危於身而殆於躯。何以效之？所闻先生术曰：“楚不用吴起而削乱，秦行商君而富彊，二子之言已当矣，然而吴起支解而商君车裂者，不逢世遇主之患也。”逢遇不可必也，患祸不可斥也，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，窃为先生无取焉。”韩非的回答，却显得义正词严，直率而不够礼貌（俩人之间，可能存有年龄差距）：“臣明先生之言矣。夫治天下之柄，齐民萌之度，甚未易处也。然所以废先王之教，而行贱臣之所取者，窃以为立法术，设度数，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。故不惮乱主闇上之患祸，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，仁智之行也。惮乱主闇上之患祸，而避乎死亡之害，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，贪鄙之为也。臣不忍乡贪鄙之为，不敢伤仁智之行。先王有幸臣之意，然有大伤臣之实。” “先王（当为先生）有幸臣之意，然有大伤臣之实。” 韩非认为，堂溪公虽是一番好意，但不了解自己，误解了自己，甚至，伤害了自己。同时，“惮乱主闇上之患祸，而避乎死亡之害，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，贪鄙之为也。”之句表明，韩非早已下定了向死而行的决心，做好了向死而行的准备。
始皇帝与李斯？
李斯是继吕不韦之后走上秦国政坛得到秦始皇信任的老臣。秦王嬴政十年（前237）吕不韦罢相，李斯上《谏逐客书》，大受秦始皇宠爱，从此成为秦始皇身边的重臣。从这一年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沙丘病故，李斯主政二十七年。在这近三十年的执政期间，李斯一直深得秦始皇的信任与重用。
李斯与秦始皇的关系是君臣遇合的经典，是李斯的缘分。
但是，“缘”不过是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等各种外部条件的集合，一旦加入某个泰山刻石，传为李斯手书。新元素，无缘可能成就奇缘。所以，无缘未必无份。
李斯力主先灭韩，秦始皇付诸实践，率先灭韩；在秦始皇兼并六国、统一天下的过程中，李斯始终是秦始皇的坚定支持者，也是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功臣之一。应当说，此时期李斯的主张基本是正确的，它保证了秦始皇在并吞八荒的过程基本没有发生失误。
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，李斯力主郡县制，坚决反对封建制，保证了中央集权制的巩固。李斯奉命撰写了《仓颉篇》，成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文字的范本之一，为中国文字的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。但是，李斯力主焚诗书、废私学，促使秦始皇下达焚书令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。其实，李斯本人就是荀子所办私学的受益者，设想如果在先秦就取消了私学，李斯跟谁去学“帝王之学”呢？
秦始皇历次巡游天下，李斯都护驾随行，并成为秦始皇各地刻石的撰写者。因此，李斯的刻字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却得以保存，至今人们尚可一睹其书法的风采。
李斯的儿子个个“尚主”，娶了秦始皇的女儿为妻；李斯的女儿个个都嫁给了秦始皇的儿子（诸男皆尚秦公主，女悉嫁秦诸公子）。这是什么关系？姻亲关系。
可见，秦始皇与李斯的关系是如何不一般。
李斯的长子李由担任三川郡的太守，李由回京城咸阳，李斯在家中备酒宴，朝中文武百官全部到家中祝贺，李斯家门外的车马有数千辆。看到这种盛大的场面，李斯都感到震惊，他感慨说，我听我的老师荀子说，万物最怕过了头（物禁大盛）。我只是上蔡县的一介布衣，依靠圣上的擢拔，才有了今天，位极人臣，富贵已极。但是，盛极则衰，我都不知道我将来会停泊在哪儿（斯长男由为三川守，诸男皆尚秦公主，女悉嫁秦诸公子。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，李斯置酒于家，百官长皆前为寿，门廷车骑以千数。李斯喟然而叹曰：嗟乎！吾闻之荀卿曰：物禁太盛。夫斯乃上蔡布衣，闾巷之黔首，上不知其驽下，遂擢至此。当今人臣之位，无居臣上者，可谓富贵极矣。物极则衰，吾未知所税驾也——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）。
李斯为大秦帝国的创立建立奇功，秦始皇对建奇功的李斯深加笼络，这就是两家相互结为儿女亲家的根本原因。
李斯从一无所有到万人之上，是怎样完成逆袭的？
李斯年轻时的事迹，已经无从考证。不过，从司马迁对李斯的评价来看“李斯以闾阎历诸侯，入事秦”其中“闾阎”指的是“平民居住的地方”，毫无疑问，李斯出生于平民老百姓之家。他在史书当中没有留下字号，说明他没有光鲜的背景。李斯一出场就是楚国一位默默无闻的小公务员， 按理说他手握“金饭碗”，无论古代还是现代，这一辈子也是衣食无忧。但是，他做官的时候，却因一只老鼠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。他决定辞职，去干一番事业。我们都知道，他后来去了秦国，位列三公，成为了秦朝的丞相。那么，李斯从楚国辞职后，他是如何从一无所有，做到秦朝丞相的呢？他的发家史，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和借鉴！
李斯
因为一只老鼠，李斯把公务员给辞了！
李斯是楚国上蔡人，年轻的时候在郡里做小官吏，按照现在的话来说，他就是一个吃皇粮的小公务员，即便是现代公务员也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。不过，李斯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人。有一次，李斯在县衙上厕所时发现，一只老鼠在吃秽物，看见人和狗靠近的时候就躲闪，惊恐万分。后来，他走进县衙的仓库，却看见仓库里面的老鼠，悠哉悠哉的藏在里面吃粟米，不用担心人和狗的靠近。
李斯看见老鼠，处在不同的环境，于是悟出了一个道理：“一个人的贤能或是不肖，就像老鼠一样，得看自己处在什么环境了。”李斯就是把自己看作那只吃污秽杂物的老鼠，虽然自己是一个小公务员，不至于饿死，但是地位低下。如果安于现状，永无出头之日，说不定某天失业了也说不定。要想获得荣华富贵，必须把自己变成吃粟米哪一只老鼠。所以，他辞去了公务员的职务，决定换一个就业环境。
辞职以后的李斯，从他身上你学到了什么？
按理说，李斯是公务员出身，读过书的，有学问。在先秦时期，做官有两个途径，第一就是有学问，第二就是品行好。而李斯就是因为有学问，才得以做官。他辞去公务员以后，到其他国家，谋个一官半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不过李斯，并没有急着去找工作，而是继续深造，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。
如果进一些小公司，大不必去学习什么深奥的学问，如果决定去哪些国际性的大公司，就要多学习文化知识，提升自己的技能。因为，大公司里面的人才实在太多了，竞争压力很大，你想和别人竞争，没有一点学问肯定是不行的。
所以，李斯也深知这一点，为了比他人懂得更多的管理知识和治国之道，他没有急着去找工作。而是先充实自己的学问，以提高自己在未来求职当中的竞争力。所以现在很多大公司的高管，即便是身居高位，为了比他人懂得更多，总挤破头皮的去国外学习，弄个文凭，其实就是这个道理。
李斯外出求学也不是盲目的去学习，而是有目的的学习。他经过思考，以大学问家荀子为师，向其学习“帝王之术”。所谓的“帝王之术”就是为古代帝王服务的治国理论，而古代的治国之道，以法家学派的理论知识，最被帝王所青睐。在战国时期，那个让秦国从三流国家，成为一流国家的商鞅，就是法家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。所以，在治国的理论当中，拥有一张法家文凭，在当时是很吃香。在战国时期，凡是有野心的人，都会选择法家学派。
李斯跟荀子学了几年我们不清楚，不过他毕业以后，准备找工作了。其实，找工作也是一门学问，一旦走错一步，这一辈子可能就在哪个地方摸爬滚打，说不定再次成为那个吃污秽的老鼠，整日提心吊胆的。当面对求职的困惑，李斯是如何选择的呢？
秦始皇
求职困惑，李斯为何选择了秦国？
李斯生活在战国后期的楚国，当时还有七个大国，到底去哪个国家求职，他其实也很困惑。李斯所面临的困惑，就像刚毕业的大学生，眼前有六家大公司可以供选择，到底选择哪一家，一时却拿不定主意。我相信，很多大学生在毕业以后，一般会选择离自己家乡近的地方就业，李斯当时也是这么想的，不过深思熟虑以后，最终选择了秦国。
李斯是楚国人，按理说他应该在楚国求职，离自己的家乡近一些。他认为去楚国，是不可能成就一番事业的，因为当时除秦国以外的六国形势都很不好，已经没有为他们建功立业的机会了，所以就决心到西方秦国去。李斯读书的目的，就是让自己变成吃粟米那一只老鼠，只要自己能富贵，他也没有想那么多。
李斯在离开自己老师荀子时说了一番话，值得我们去思考，他说：“一个人要是遇到好时机，千万不要错失良机。现在各国诸侯都在争取时机，希望成就大的事业，所以有谋略的游说之士可以很容易掌握实权。尤其是秦王更是野心勃勃，想要吞并天下，自称皇帝，治理万方。这正是以游说为事业的布衣之士，猎取富贵的时候。”李斯给出了一个求职的方向，首先是大国，其次处于发展阶段，最后***有野心，当时只有秦国具备这三个条件。
如果说，解决温饱，没有什么大的追求。李斯完全可以留在楚国，也不用费尽心思的去学习。但是，李斯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，他不安于现状，所以他说：“低位卑贱的人，却不想干一番事业，有好机会，又不把握好，真的很愚蠢。一些人像禽兽一样，看见肉就吃，这样的人，简直就是苟活于世。身份低贱很耻辱，更耻辱的是，所处穷困没有上进心，还愤世嫉俗，憎恶荣华富贵。”李斯在告诉众人，良禽折木而栖，要选择就选择最好的。不要什么肉都吃，地位卑贱虽然耻辱，但是更耻辱的是自己穷，还没有上进心。有好时机，能让自己富贵，不要愤世嫉俗，年轻人就要抓住机会，敢于拼命。总之，在李斯眼中，只要谁能带给我荣华富贵，什么报效国家，在他眼中就是浮云。
我们抛开国家政治不谈，李斯认为，平民小老百姓，无非是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如果，你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，想升职加薪，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，求职的时候可以不分国界。还有，在求职的时候，要选就选择那些龙头企业，尤其是具有兼并其它小公司能力的上市公司最好。如果你选择错了，说不定今天还在舒服的吃粟米，明天粮仓突然就倒塌了。
李斯的结局，给了我们哪些忠告？
李斯去秦国其实是单打独斗，可以说无依无靠，一无所有。不过他有学问，经过应聘，在秦国CEO吕不韦门下做事，由于才华出众，受到了上司的赏识，并将他推荐给了秦国的董事长嬴政。李斯善于游说，能说会道，公关能力也很强，董事长嬴政也很赏识他，并任命他为郎官（相当于公关部部长）。由于李斯出色的业绩与良好的表现，被嬴政任命为客卿（相当于董事长助理）。所以，在大公司就是有这一点好处，人才虽然多但是升职加薪的机会也越多，只要你有本事，不愁没机会表现自己。
在秦国期间，李斯并非一帆风顺，因为秦国出现了韩国间谍事件，嬴政下“逐客令”驱逐在秦国的所有外国人，而李斯也在被驱逐之列。李斯不甘心被驱逐，危机时刻，他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长处，向秦王嬴政写了一封信，上司打消了这个念头，撤销了逐客令。李斯也因此，被任命为秦国的廷尉（相当于人事部经理）。
公元前221年，秦王嬴政完成了兼并六国的大业，统一了天下，自称秦始皇，而李斯被任命为丞相，迎来了人生最辉煌的时刻。从进入秦国，到成为秦朝的丞相，李斯在秦国干了20多年，在这20年当中，也曾遇到一次较大的危机。
前面我们也说了，先秦时期做官的途径主要有两个，第一个就是有学问，第二个就是有良好的品行。李斯虽然有学问，但是他的品行，不是很好，此人除了自私自利，还很贪婪。
扶苏
在战国后期，还有一个知名的法家人物，此人名叫韩非，与李斯是同学。李斯也知道，无法跟韩非比。毕竟，韩非有贵族血统，从小得到了良好的教育，而李斯虽然读过书，但是属于半路出家，比起韩非来，他还差那么一截。不过韩非有口吃的毛病，喜欢著书立说，当秦王嬴政看到韩非的著作后，很想任用他。有一次，韩非出使秦国，李斯出于嫉妒，在嬴政面前说韩非的坏话，并将其诬陷入狱。由于韩非口吃，根本没有辩解的机会，最后被李斯毒死在了狱中。
从李斯毒死同学韩非这件事来看，李斯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，为了荣华富贵，几乎不择手段。我们都知道，庞涓因为嫉妒孙膑，在“马陵之战”当中，被万箭齐发死得很惨。如果，李斯没能将韩非毒死，李斯的职业生涯，在当时可能就会中断。韩非死后，李斯虽然保住了自己在秦国的地位，但是秦始皇死后，在其职业生涯中，迎来了一个转折点。
公元前210年，秦始皇嬴政出游时在沙丘病重，当时秦朝的继承人还没有确定下来，秦始皇就突然驾崩了。在秦始皇驾崩前，他想立长子扶苏为秦朝的接班人。而赵高却拉拢李斯，扶持资历平庸的胡亥。李斯到秦国，看中的是只权势地位，谁能带给他荣华富贵，他就跟谁。当面对赵高利诱时，他同意和赵高密谋，立胡亥为秦二世。
其实，李斯完全可以以大局为重，拒绝赵高的密谋，坚决立扶苏为秦二世。扶苏即位以后，李斯可能做不了丞相，但是荣华富贵肯定少不了的。而赵高得势以后，就想取代秦二世，并不断地排挤对手。李斯最终因为眼前的小利葬送了自己的性命，最终腰斩于咸阳，还夷灭了三族。他死后，秦朝也分崩离析，嬴政一手建立起来的大帝国，经历二世而亡。
李斯的前半生非常励志，从一无所有，用了20余年的时间才爬上秦朝的最高层，做到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丞相。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就是：“李斯只是贪恋爵禄，一味地曲意顺从逢迎，用严厉的威势和苛酷的刑法来治理百姓，又听从了赵高的邪说，废弃长子扶苏，立了庶子胡亥。”他本来可以媲美周公，却因贪恋爵禄，最终成了历史的罪人。做人不能太贪，也不能太自私，钱财虽然重要，但是要以大局为重，贪图小利，不仅仅害了自己，还可能害了大家。
李斯，大秦第一丞相
李斯初到秦国，拜到了吕不韦的门下，成为一名门客。吕不韦此时是秦朝最风光地商人，而且很有政治投机头脑，和赵太后的关系更是传得沸沸扬扬。李斯本人是穷苦孩子出身，拜师荀子，学成之后要立志过上等人的生活，所以他抓住各种机会。
他头脑灵光勤恳踏实，很快就被吕不韦发现是个好苗子，嬴政十三岁刚刚登基，吕不韦就把李斯安排在了嬴政身旁，嬴政虽然只是少年，但是他心明眼亮能容大忍，只是他羽翼尚未丰满，需要有人出谋划策，所以李斯来的正是时候。
吕不韦不仅把持朝政，在后宫和赵太后苟且的事，更是人人皆知，随着嬴政逐渐长大，吕不韦想逐渐退出是非之地，这个仲父的位置让他越来越惶恐，于是，他推荐了一叫嫪毐的面首给了赵太后。
这个嫪毐自称是假父，还和赵太后生下了两个儿子，为了掩人耳目，他们一直生活在外面的离宫。仗着太后的威严队伍逐渐壮大，也开始膨胀起来。有一次在酒席上和一个大臣吵了起来，大喊：“我是皇帝的假父，你竟敢惹我！”，大臣事后禀告了嬴政，嬴政趁机派人去离宫打探虚实，而嫪毐首先自乱了阵脚，他竟然筹备军队造反。
有远见的嬴政
公元前238年，嬴政一举打败嫪毐，将其车裂，并摔死了他的两个儿子，吕不韦吓的魂飞魄散，他和嬴政多年的政治关系终于结束了，他被流放到了巴蜀，但是很多诸侯国的宾客没忘记他，他家的门前经常车水马龙。
嬴政对他的恨是到了骨子里，写了一封信给他，对他说：“你对秦国有何功劳？秦国封你在河南，食邑十万户。你和秦王有什么血缘关系，而自称仲父？”，吕不韦看到这里，心里一凉，该来的迟早得来，为了族人的安全，吕不韦将毒酒一饮而尽。
君臣之间的相处，世界观一致，就会互相欣赏。嬴政想的是秦如何吞并其他诸侯国，但是这些大动干戈的战争，比拼到最后都是综合国力的较量，而国家的快速崛起，兵力的充足、粮资的储备，都是需要长远布局的事。而李斯的法家思想，不仅能教化百姓，更能约束百姓，战时披上铠甲就是士兵，冲锋上阵补充兵源；闲时休 养生 息，在家务农为国准备粮食，百姓邻里之间互相监督，互相揭发，活生生的把普通百姓变成了宝贵资源，这一切的规则制定都源于法家的治国谋略，秦国也因此在短时间内做好经济储备，为以后的快速崛起打好了坚实的基础。
李斯生于忧患，十分渴望权力和财富，对机会的关注和渴望远超于常人。秦朝不断发展壮大，李斯看到消灭六国的机会来了，对秦王说：“成大事者，必不错失良机”，“先灭韩，以恐他国，六国大业可成矣！”，此话正和嬴政的心意，遂派李斯为长史，依李斯的谋略去离间六国，在李斯的努力之下，六国的内部开始逐步被破坏。
李斯的离间策略简单粗暴，对各国的有影响力的人物，用收买贿赂的方式试探，对贪婪的人很快被重礼收买，而有气节的人则被设圈套暗地杀掉。离间各诸侯国关系的策略，实则是攻心战，不堪一击的脆弱关系，瞬间瓦解，六国君王势力得到削弱，而不费一兵一卒。李斯的权谋策略，帮助嬴政在扫平六国的战争中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废分封，开启郡县时代
嬴政在39岁的时候，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，他为了彰显自己的功劳，称自己为黄帝，代表有三皇五帝之德。统一后，首先第一件大事就是确定制度问题，在这个问题上，大臣们的意见开始不一致，当时的王绾提出采用分封制，很多大臣纷纷附和，当时看来这个制度是大家熟悉的，但是李斯坚决不同意，两人剑拔弩张，而嬴政则是静静的倾听。
李斯慷慨陈词：“分封制，导致国家力量四分五裂，这也是周朝灭亡的根本原因，大秦刚刚完成统一，岂能倒退回去，秦战死的士兵鲜血岂不是白流了！”。继续，李斯提出了他的政治主张，这个影响中国两千年的政策主张，就是郡县制。嬴政是个开明的皇帝，他仔细分析其中的利弊，最终支持李斯，他把全国分为36个郡，郡以下为县，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安全。
统一文字
公元前221年，秦统一六国后设立丞相的职务，而之前的王绾本是丞相之选，但是因他支持分封制，而李斯提出郡县制的新主张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，李斯顺理成章的成为秦统一后的第一任丞相。
六国统一之后，因为各国的使用的古文字不统一，在书写上更是多种多样，在沟通交流上产生了障碍，李斯提出“书同文字”的建议，秦始皇是个改革进取的皇帝，放手让李斯去安排。
李斯不仅是政治家，还是书法家，他提出首先禁用各诸侯国的古文字，统一使用秦国的小篆，李斯为了推广使用小篆，还亲自创作《仓颉篇》七章，作为学习的范本，供国人临摹学习。不久之后，李斯又优化了小篆，采用更简单美观的字体隶书，作为国家的标准字体。
从此，隶书开始兴盛，一直到魏晋楷书的流行才被取代，隶书在 历史 上承载了不可磨灭的功绩，而这背后都是李斯的功劳。
统一度量衡
同样，各诸侯国之间的贸易往来，也因为度量衡的混乱而焦灼，李斯建议采用“寸、尺、丈”为长度单位，采用十进制的计数方法。在计量上，采用“合、升、斗、桶”为单位，同样采用十进制。衡制采用“铢、两、斤、钧、石”为单位，二十四铢为一两，十六两为一斤，三十斤为一钧，四钧为一石。度量衡固定以后，李斯为了有效统一制式，又重新制定了统一的器具，并且从法律政策上加以统一，保障从制度到实践的统一性。
而两千年来，这种度量方式始终延续下来，甚至当今生活中偶尔还会用到，比如“缺斤短两”这个词，百姓人人都很熟悉。
统一货币
在经济贸易上，李斯向秦始皇提出必须要改革的一个重点，就是统一货币。秦以外的六国的货币，同样有诸多问题，这一举动在当今经济领域仍为神来之笔。
货币以黄金为上币，以镒为单位，每镒重二十四两，以铜半两钱为下币，一万铜钱折合一镒黄金。并严令珠玉、龟、贝、银、锡之类作为装饰品和宝藏，不得当作货币流通。同时，规定货币的铸造权归国家所有，私人不得铸币，违者定罪等。
在钱币的铸造上，李斯又提出以圆形方孔为半两钱，不仅使用方便，还十分便于穿绳携带。从大秦一直到大清，一直沿用。
修建高速路
秦始皇最大的爱好就是出巡，他曾多次巡行郡县，大秦的版图，东至海暨朝鲜，西至临洮、羌中，南至北向户，北据河为塞，并阴山至辽东。交通要道，是保障政令迅速畅达的一个关键，李斯开始着手修建驰道，而驰道就是专门为天子修的御道，也是各郡县之间的大道。
李斯以咸阳为中心，陆续修了两条驰道，一条向东，到今天的河北山东，一条向南，到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苏等地。而驰道的修建，有严格的规定，路基必须坚固高出两旁便于排水，也代表国家的根基稳固，宽度为50步，道路两旁还得隔三丈就种植树木，以彰显国家的威严，不许路上长满野草，大树不仅可以为路人遮阴，还可以标记里程。
普通的官员和百姓只能行走路边，道路中央一般人没有权利行驶，而中间就像皇家御用的高速路，车队畅通无阻，在当时的环境下确实是个好的政策，行军或者重大消息的传递就会快很多。
后来，李斯又在云南等地修建了五尺道，方便中原和西南的交通运输。与此同时，李斯还规定车轨的宽度为六尺，保障车辆在道路上畅通无阻。
李斯在当今看来，仍然有卓越的政治才能和眼光，他的思想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，法家思想在他的前半生政治生涯中，为他添光助彩，运用的炉火纯青，也为后世创造了不朽的功绩。但是他的后半生，他把法家思想用于极端化，也因此招来大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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